十月练笔之七：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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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稳健的故事。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像沃尔默城堡这样的贵族府邸已不多见。权势显赫或者家财万贯的豪族通常喜欢把自己居住的城堡装饰得如宫殿一般华丽，但沃尔默城堡的主人却是个另类，他让城堡保持着原本的模样——灰黄色的砖墙保留着雨水侵蚀与阳光暴晒的痕迹，共同构成了这个被四个四分之三圆的瞭望塔包围的坚固堡垒。这个外形粗犷的庞然大物有着惊人的压迫感，与其说是用砖石砌成的住宅，不如说是从山体硬生生凿出来的要塞。

站在通往城堡正门那条花园小径的伦道夫.马尔巴罗知道其中的原因。城堡的主人——也就是他即将拜访的公爵大人——是行伍出身，他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战功，而非祖父辈的庇荫，获得爵位与封地的，因此他的生活作风依然保持着军旅生涯的特点：简单直接，坚硬粗暴。

怀表的分针指向罗马数字的十二，时间来到了下午三点，伦道夫知道，约定的时间到了——公爵是个守时的人，因此他也讨厌不遵守时间的人。经过通报之后，他获准进入城堡，他注意到城堡的内墙上被刻意凿出了许多射击孔，这是战场阵地常见的改造，看起来公爵已经完全把这里当成一个军事基地了。难道他以为事到如今还会有人敢架着大炮、端着滑膛枪进攻自己的住所吗？

伦道夫被公爵的仆人引领至会客厅等候，不多时便听到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由远及近。很快，公爵本人就出现在会客厅门口。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领长斗篷，戴着一顶三角帽。一条红色的围巾松散地围在他脖子上，那个颜色和著名的红衫军的军服外套一样。年迈的公爵拄着拐杖，稳稳地一步步走进室内，虽然身形瘦削，却给人一种山峦在移动的错觉。

“下午好，公爵。”伦道夫摘下了帽子以示敬意，“我是伦道夫.马尔巴罗，乔治.马尔巴罗公爵之子。您愿意拨冗与我见面，我实在倍感荣幸。”

“你当然应该感到荣幸。”和传闻一样，公爵讨厌无谓的寒暄，而且幽默感刻薄得令人难以接受，但是他没有在此时追加挖苦般的玩笑，而是直截了当地命令道，“坐吧，我知道你来这里要谈什么。”

在这个瞬间，伦道夫确信了公爵对即将发生的对话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公爵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这漫长的岁月有一半是在军队中度过的。他打赢过很多场著名的战争，他在阿萨耶和阿尔干的战场上纵横捭阖，在维梅罗、塔拉韦拉和布萨科留下了赫赫战绩，但是毫无疑问，他人生中最关键的那一场战争发生在比利时——更具体地说，在圣让山。

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绝大多数亲历者都已不在人世，公爵本人是硕果仅存的重要参与者与决策者。但他也已经年迈体衰了，在过去数年间他饱受中风的折磨，如今他右耳失聪，右侧手脚乏力，不依靠拐杖便无法行动。虽然他看起来仍旧像传言一样，如铁块般不可撼动，但只要亲眼见他一面就能知道，他的生命已是风中残烛。秃鹫在沃尔默城堡上空盘旋，比起优秀的医生，他更需要虔诚的牧师。

对于四十年前发生在圣让山的残酷血战，公爵是目前在世的最有话语权的人，他对那场战争的回忆与记述将被一切试图研究那段过去的人视作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但问题在于，公爵活得太长了，记忆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变得模糊，言论也会因提问者的身份与目的而有所改变，因此想通过公爵的原话来还原这场战争，很多情节将自相矛盾，令人误入歧途。而伦道夫这次拜访，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清除”这些问题。

公爵的眼神仍如鹰隼般锐利，但雪白的两鬓与斧凿般的皱纹暴露了他的衰弱。伦道夫隔着宽大的办公桌在公爵对面坐下，然后从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中拿出一张地图，在桌面上铺开：这是一张四十年前的地图，描绘了圣让山、乌古蒙、拉艾圣农庄、布鲁塞尔公路、罗索蒙以及佳姻庄的分布。

或许这个名词仍未正式出现，但在场的两人都已清楚接下来的对话目的何在。

“历史叙事”。

对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普通国民而言，分析参战三方排兵布阵的方法、武器军备的质量、士兵的经验与素质或者地形天气的影响都是没有意义的，大众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讲述的故事：四十年前圣让山下发生了一场怎样的战争？那场战争是如何打响的？公爵的战友是什么人？他战胜了怎样的敌人？他是如何取胜的？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而这一切都将在这个平淡无奇的下午得到确认，成为英国政府官方承认的记录，然后写入历史和军事教科书中，最终成为数百万英国人共同的记忆。公爵本人将再也无法随意更改自己的言论，哪怕与这数百万人相比，他才是真正参与过战争的人。

制作这份共同记忆的第一步是对历史事实的回顾，这对双方而言都是非常无聊的环节。战争虽然发生在伦道夫出生之前，但他搜集了足够多的资料，也曾去战场实地考察过，因此他所复述出来的情节与公爵的记忆理应不会有太大出，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二人就像在核对行政部的文具采购单一样进行着战争的复盘：“皇帝”的大军对尚未汇合的英普联军发起突袭，联军失利败退，各自为战；退至圣让山时，公爵决定在这里背水一战，而“皇帝”面对试图汇合的联军，也决心在圣让山下先不惜代价地摧毁英军，再回头迎击普军；“皇帝”在人数与火力上占据优势，他先集中兵力进攻公爵军队的左翼，但是公爵利用地形守住了阵地，岿然不动；然后“皇帝”又发动庞大的骑兵团对公爵的中路与右翼发起冲锋，但公爵亲临前线指挥，用坚不可摧的方阵守住了防线；最后，“皇帝”麾下号称战无不胜的帝国近卫军发动了殊死猛攻，而公爵也动用了手下最精锐的英国近卫军开始反攻，与此同时普军抵达战场，与公爵军队的左翼汇合，开始干扰“皇帝”军队的右翼；经过一场惨烈血战后，公爵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帝国近卫军溃败，“皇帝”仅以身免。

这个版本虽然省略了很多细节，但大体上与公爵的亲身经历相比没有多少抵牾。公爵补充了很多重要的情节，看起来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强调这些偶然事件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在圣让山的战斗打响前，“皇帝”手下一名愚蠢的元帅中了普军的调虎离山之计，被误导到距离主战场十二英里的地方，这大大削弱了“皇帝”的兵力；但这件事也是一个巧合，因为普军元帅和参谋长的意见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直到圣让山开战前一天，他们仍在争论到底应该支援英军还是就此撤退，最后年迈的普军元帅以毫无逻辑的激情说服了参谋长；而对公爵而言，若不是得到了普军元帅派军支援的承诺，他从一开始就不会在圣让山与“皇帝”展开决战。伦道夫忠实地拿笔记录下公爵对那场战争的每一句细节描述。

“虽然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这件事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圣让山的战斗中，我只是险胜。”公爵的手指像铁锤般敲了敲地图上圣让山的位置，但是话却说得很谦逊，“这场战争的胜利得益于一连串偶然事件的发生。我过去从不听天由命，但在这场战争中，命运确实站在了我这边。如果普鲁士人没有来，或者只是来得再晚一点，胜负可能就已经逆转了。”

伦道夫停下了笔，他判断这番话不能记录下来——至少不能作为官方对这场战争的诠释而记录下来——他不动声色引开了话题：“虽然您对普鲁士人扭转战局的重要性不吝夸赞，但据我所知，普军的参谋长却一直对您深怀偏见与猜忌。他曾多次在书中及谈话中提到，联军之所以在一开始失利，就是因为您故意拖延，有意让普军独力应敌，消耗双方的力量。他还提到，开战的信件传到您手中时，您正在参加舞会，但您没有及时组织军队，而是一直等到舞会结束，甚至到第二天黎明才开始组织军队。国内也有不少官员和学者对此抱有疑议，请问这是事实吗？”

“那位参谋长是个心胸狭隘的小人，他的诋毁不值一提。”伦道夫记录了这句话，但是没有加引号。接着公爵说出了一句著名的反讽：“至于国内的质疑，我只想说，我已经打赢了，你们还想让我怎样？”

“所以说他们讲的其实是事实？”伦道夫停下了笔，等待着公爵的答复。

“‘皇帝’发动进攻的那个晚上我确实在参加舞会，也确实是等到第二天才组织军队，但我别无选择。我在布鲁塞尔没有完善的情报网，在那个夜晚我得到的情报就只有那份急报，连一条佐证都没有。即便我采取了行动，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人，又将从哪里进攻。直到凌晨时分，我仔细核对过地图路线与普鲁士人发来的情报后才大致确定他的进攻路线。”公爵性格强硬，却并不顽固，不介意承认自己的失误，“我可能确实过于谨慎了，在那天晚上按兵不动让我比敌人慢了近二十四小时。”

“但我冒昧揣测，您没有就此终止舞会应该也是出于不想引起参与者的恐慌的初衷，对吧？”公爵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虽然仍需修饰。伦道夫记录了下来，并继续补充道，“而且我也知道，那天晚上的舞会参与者中有很多本身就是军官，与其强行结束舞会再重新集合，不如就在舞会上对他们下达命令，不知道我的理解有错吗？”

“你对这些细节的掌握比我这个亲历者还要清楚。”虽然说着夸奖的话，但公爵却皱起了眉头，“你似乎以为吹捧能赢得我的信任，但我不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

“我没有吹捧您，我只是在补充事件的细节。”伦道夫没有理会公爵不悦的神情，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继续一边写一边问道，“那么对您来说，普鲁士军队在圣让山之战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我已经说过了，普鲁士人的支援是我决定在圣让山展开决战的大前提，如果没有得到普军元帅的承诺，这场战斗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那么普鲁士人在圣让山之战中做了什么呢？”伦道夫停下笔，反问道，“在‘皇帝’的优势兵力集中攻击您的左翼时，他们在哪里？在骑兵团对您的右翼和中路发动冲锋时，他们在做什么？当帝国近卫队倾巢而出，与英国近卫队短兵相接、正面硬撼的时候，他们又做了什么呢？单从圣让山的战斗经过来看，普鲁士人似乎没有正面击退过任何一支敌军。”

这当然是一种诡辩的话术，双方都很清楚，但目的何在？

“另外，在敌军溃败时，普军应该还没有参与到对帝国近卫队的围攻中，也就是说在整场圣让山之战中，正面对抗敌军并取得最终胜利的人是您，普鲁士人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点无关紧要的援助，并且在战斗的最后阶段捡了个便宜而已。我很乐意相信，圣让山之战我们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您在战前深思熟虑，运筹帷幄，而且在开战后亲临前线，稳定军心，冒着敌人的炮火与枪击巧妙地指挥防御与反击，最终才击退了‘皇帝’的军队。”

“我没有做这么多，坐镇前线的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看怀表，面无表情地抱怨着普鲁士人怎么还没有来。”

“如果这是真的，也请您不要在这时告诉我。”这是个恶劣的笑话，但伦道夫知道如何去应对，“但即使这是真的，这件事也不会在我的故事中被记录下来。”

“你似乎很想为我强加上我不应得到的荣誉，甚至宁可污蔑我们的盟友也要这样做。”公爵将桌子上的厚底玻璃酒杯翻开，将其中一个放到伦道夫面前，盖住了地图上圣让山及其周围的地形，似乎在暗示现在的对话已经与四十年前那场战争无关了，“只有从未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无知平民才会相信这种廉价的史诗式叙事，认为只要有一个才能足够出众的英雄就能反败为胜。但你并不是这种人，为什么你要炮制出这样的故事？”

“正是为了让从未受过任何教育的无知平民也能知道四十年前圣让山上发生了怎样的战斗。”如铁块般沉重的质问没有对伦道夫造成任何动摇，“至此我想我们对第一个争议点达成了共识，也即是您并没有辜负或背叛普鲁士人，普军在圣让山之战中也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场胜利完全归功于您与您手下战无不胜的英国军人。”

“你当真是这样想的吗？”酒瓶的玻璃塞被打开，杜松子酒的芳香在室内弥漫开来，公爵一边往各自的酒杯中倒酒，一边说道，“在那场战争中，我麾下的军人只有三分之一是英国兵，其他的大多数是荷兰人和比利时人，我手下甚至有一整个军团来自汉诺威，为什么在你的故事里会变成这是纯粹的英国军人的胜利？”

“我是否这样认为并不重要，重点是我的故事必须以这种形式叙事。”伦道夫知道公爵并不是在提问，应该提问的人是伦道夫自己，“您觉得您的对手——所谓的‘皇帝’陛下，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是个超凡绝伦的军事天才。”对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公爵给出了伦道夫绝对不能记录下来的评价，“我能打赢的胜仗他多半也能打赢，但他打赢过的很多战争我却很清楚我无法复制。他在马伦哥、奥斯特里茨、埃劳和耶拿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我望尘莫及的。他的精力也充沛得惊人，我从未见过一个在军事上取得如此卓绝成就的人，在政治、法律和思想上都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如果要我形容，我只能用尤里乌斯凯撒和亚历山大大帝来类比。我是个虚荣的人，但如果不是他先我一步离世，我不敢自诩为当今最好的将军。”

虽然公爵不吝评价，但能写的东西却一个字也没有。

“但据我所知，在战前他曾经对您和您的军队表达过非常幼稚的蔑视。我从一位曾在‘皇帝‘手下当书记官的俘虏那里找到了这样的记录。”伦道夫拿出了自己的资料本，翻到其中一页，复述着其中的内容，“在战前，‘皇帝’曾经问过手下两位将军对英军的评价，其中一位说‘在正面对垒中，英国步兵就是魔鬼’，另一位说‘占据了良好阵地的英国步兵是不可战胜的’，但是‘皇帝’本人却大发雷霆地说道：‘因为你们在英国人手下吃过败仗，就觉得他们是优秀的士兵。我现在告诉你们，英国士兵是糟糕的士兵，他们的将军也是糟糕的将军！’”

“他真的这样讲过吗？”整个下午都显得阴沉不快的公爵首次露出了饶有兴致的表情，他仔细地阅读了这份记录，罕见地露出了微笑，“如果这是当时真实的记录，那对我而言将是莫大的荣耀。”

“……抱歉，我没能理解您的意思。”刚准备提笔的伦道夫皱起了眉头，“到最后惨败的人是他，他才是糟糕的将军，他的士兵才是糟糕的士兵。”

“可是在大战前夕，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公爵看起来心情愉快，反问道，“难道你觉得他会说，‘先生们，你们说得对，那我们撤退吧？’还是说你认为他应该开玩笑说，‘那我们就看看英国人的本事？’在开战前贬低对手，正是因为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他承认我们是强大的对手，甚至恐惧我们，所以才刻意贬低我们。若不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法提升士气，他就没有战胜的把握。对手的忐忑与惶恐正是一个军人最高的荣耀。”

公爵的解释充满说服力，但是依然不能记录下来。伦道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公爵虽然年老，却不昏聩，即使自己不坦白，他迟早也会洞悉一切，所以不如提前开诚布公。

“公爵，这种言论我无法如实记录下来。”

“我也注意到了，只有我讲出与你的目的相符的话时，你才会用笔记录下来。在你的叙事里，我不能夸奖我的盟友，也不能赞誉我的对手。我只能说出你预设的言论。”虽然疾病缠身，半边身体都已被拉入了坟墓之中，公爵的头脑依然清醒，思维敏捷，洞若观火，“我以前接受过报纸记者、历史学家与传记作家的访谈，有些人力求客观公正，有些人则追求哗众取宠。但我手中只有一个四十年来不曾改变过的事实，我过去不曾、今后也不打算背叛我经历过的事实，然而叙事的权力如今却藏在你们手中。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打算如何叙述四十年前那场战争？”

双方都在揭露底牌，就像圣让山上帝国近卫队与英国近卫队之间的最终决斗，诱导性提问与选择性记录这种小伎俩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

“我们希望制造出一个完美无瑕的英雄，一个拯救了英国的勇士。”伦道夫将记录有公爵言论的笔记本合起来——对于四十年前那场战争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已经了然于心，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对公爵的话进行断章取义，刻意制造出一个片面但完美的叙事而已，“在这个叙事中，您是一个算无遗策的智者，也是一个坚韧不屈的勇者，您麾下的英国军人是英勇忠诚的战士，因此无论面对怎样的绝境，你们都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盟友——无论他们是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西班牙、法兰西还是美利坚——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而我们的敌人——同样无论他们是什么人——都必须是傲慢愚蠢、野蛮残暴、不自量力的，无论他们实际上是否如此。这就是我们为四十年前那场战争所准备的叙事：您代表永恒的正义，带领无畏的英国人民，在圣让山上独力战胜了让整个欧陆都为之胆战心惊的魔王。”

公爵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伦道夫知道这样的叙事与公爵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截然不同，但国家需要的从来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有用的历史”。“历史”是一种共同记忆，哪怕在世的人没有一个亲身经历过，只要它作为数百万人共同的记忆被叙述出来，就能在一瞬间引起数百万个灵魂的回响。英雄、将军、国王、学者、作家、诗人、信徒，无数对过去的叙事共同构成了英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把这些记忆植根于每一个国民心中，就能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团结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一个“民族”。因此当国家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只要如吟唱咒语般复述这些叙事，就能让数百万人变成不死之身的战士。

这其中的价值公爵不可能看不出来，但他仍在犹豫。他的食指有节律地敲在桌面上，下唇紧闭。突然，他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伦道夫，你真的认为四十年前那场战争是正义战胜非正义吗？”

“公爵，反过来问吧，如果我们战败了，这场战争会是正义战胜非正义吗？”伦道夫很清楚，公爵与自己的观点几乎一模一样，“战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只有输与赢。战胜与战败的后果无非是决定形成一个以‘皇帝’主导的欧陆霸权还是以英国主导的欧陆霸权而已。”

“但你在叙事中依然会罔顾现实，将我描述成一个为正义而战的勇者，是吗？”公爵停下了手指，“那么在这个叙事中，战争是输还是赢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我们在圣让山一败涂地，只要在你的叙事中我们代表着正义，我们就能成为不朽的勇者，那么为了胜利而死在圣让山的数万人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了让数百万没有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能记住这场战争，所以就要忽略数万曾经真正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士兵的经历，你认为这种事情符合逻辑吗？”

“我不否认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被打得溃不成军、仓皇逃窜，但是拥有叙事权力的人却把这件事描述成一场伟大的战略性撤退。”伦道夫不无讥讽地预言道，“但这也是这种叙事的目的之一：英国也许会暂时受挫，但永远不可能失败，更不可能被毁灭。而对历史事件的宏观叙事不会覆盖到每一个个人的命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公爵仰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似乎在小憩，又似乎是睡着了。伦道夫认为应该给年迈的英雄更多休息的时间，静坐在原处，但公爵却突然长长叹了一口气，仿佛呼出了自己体内剩余的半截灵魂。

“伦道夫，你读过战争结束后的阵亡名单吗？”公爵睁开了眼睛，但是双眼却似乎穿透了眼前的伦道夫，投向遥远的彼方，“除了打输一场战争外，最惨的事情就是打赢。我们将不得不收拾战场，照顾伤员，整理阵亡名单。但当你意识到曾经与你共同呼吸同一片空气的亲密战友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阵亡名单上一个附带着军队番号和年龄的名字时，无论你是多么坚强的人，都会忍不住感到悲哀。战斗的激情与对荣耀的渴望在这时将荡然无存，只剩下有如懦夫的哀求：我再也不想打仗了。”

“可是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战斗的场景：身穿镀金胸甲的骑兵挥舞马刀对严阵以待的方阵发起一次又一次自杀式的冲锋，他们被子弹击中倒地，然后又被后续的战马践踏致死；远处山腰上的火炮团在一瞬间亮起连串闪光，随后被白色的硝烟所掩藏，结成方阵的步兵轰炸得尸横遍野；线列步兵结成纵队穿过圣让山下几乎一人高的黑麦田，在因雨水而变得泥泞的田地里艰难行军，进攻敌人的炮兵阵地；但迎接他们的却是早已结成横队的步兵，在他们的齐射之下，纵队的年轻士兵大片大片地倒在黑麦田里，停止了呼吸；而挥舞军队番号旗帜的枪骑兵又袭击了横队薄弱的侧翼，摧枯拉朽地粉碎阵型，夺走了一面又一面鹰旗……当我说到这里时，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说我军还是敌军了——但想要条理分明地讲述一场战争本就是强人所难。我只记得数万人的灵魂在这片小小的战场上还来不及闪耀就突然陨落了，众多生命的轨迹彼此纠缠，交织成比歌白林的花纹与图案更加瑰丽复杂的命运。而在你的叙事中，这些光景都只会被一句‘英勇奋战’轻巧地带过，不是吗？”

“是的。”伦道夫无法反驳，但是他知道公爵其实别无选择，“但在您答应之前，我不会是最后一个前来拜访您的人。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您已经打赢了，您还想怎样？”

“……我知道。”年迈的战争英雄无法固守原则，因为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即便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他的肉体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朽，他能守护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即使他拒绝，等到他寿终正寝时，这件事依然会被执行，“我接受你的叙事，今后我不会再接受相关话题的访谈了。”

伦道夫对公爵产生了同情之心。在为国家征战大半生后，他已经无法再领兵了，而他也证实了自己并没有参与政治的才能。但临到垂暮之年，国家却还在试图夺走他心中仅存的宝物，剥夺他回忆与叙述过去的权力。他的记忆被肆意篡改：他信赖的盟友成为无足轻重的路人，他惺惺相惜的对手成为了野蛮愚蠢的暴君，他亲同手足的战友被一笔带过，而曾经只属于他的鲜明记忆被迫变成了一段被过度简化、为政治服务的全体国民的记忆。

“我确实没有读过战后的阵亡名单。但是公爵，您有读过他们的遗书吗？”伦道夫从手提箱中拿出了一本一英寸厚的册子——这是一份礼物。伦道夫本来想到，如果公爵决定顽抗到底，这份礼物或许能软化他的态度。但现在他认为，对这个老人使用这种策略是一种侮辱，这是他应得的“回忆”——一份不会被记录入对过去的叙事中、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回忆”，“我拜托在战争博物馆工作的朋友为我整理了一份副本，数量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您想要，我可以继续把它们整理成册再寄给您。在战争爆发前，所有人都在写遗书，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荷兰人、汉诺威人、威尔士人、普鲁士人，甚至‘皇帝’手下的军人。这些人有很多已经死去，但也有一部分活了下来，不过这都是发生在我出生前的事情了。我不认识这些人，但我相信这会唤起您更多对过去的回想。”

那本承载着四十年前众多思念、回忆与愿望的厚册子就静静地躺在公爵的办公桌上，闪耀着只有他才能看懂的光辉。

“我本以为你是个没有原则的虚伪政客，但现在看来似乎不完全准确。”

“没有原则就是政治家的原则，虚伪是我们的基本素养。”伦道夫将地图与笔记本收入手提箱中，重新戴上了帽子，“今天的会谈实在让我获益良多，我想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叙述这场战争了。但我冒昧揣测，剩下的时间或许您更想用来独处，是吗？”

“你说得对。”公爵将酒杯中的杜松子酒一饮而尽，“你实在令人讨厌。”

会面以这种不甚令人愉快的形式结束，但走出会客厅时，伦道夫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公爵的仆人带领他离开城堡，他又再次经过了那面凿出了许多射击孔的墙壁——公爵希望通过把城堡改造成坚不可摧的要塞来防御入侵者，但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入侵者试图夺走的是形而上的事物，是他的回忆。

离开城堡大门后，伦道夫又再次走在来时那条花园小径。众多话语在他脑海中涌现，那是他未曾经历过的“过去”，在四十年前那片战场上还来不及闪耀就已经陨落的灵魂们最后的“遗言”。

“我的德西蕾，希望你能从我的心里话中得到慰藉：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是享受你的爱与温情的日子，我至死只爱你一人。”

或许有人认为，制造历史叙事的人都会忽略细节，但伦道夫认为并非如此。

“我的玛丽安娜，我最温柔的小姑娘，愿上帝保佑你。我的安妮，我的约翰，愿上天佑护你们。”

他记得这一切，即使他的叙事中没有他们的名字，在国民的共同记忆中也不会有他们的故事。

“假如命当如此，我会英勇地战斗，然后宁静地死去。我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人见证所爱之人的离去。”

但我会记得你——伦道夫如此确信——我会记得四十年前曾经战斗过的每一个你。

“对于战死沙场这件事，我没有任何怨言，但只要一想到要与你永远分离，我就觉得这一切无法忍受。”

四十年前风云激荡的那一天早已远去，数以十万计在炮火、枪击、刀剑、马蹄与号角声中共振过的生命也随时间流逝逐一凋零，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这一切可能都将被省略。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连曾经叱咤风云的“皇帝”、激情澎湃的老元帅、甚至取得了最终胜利的公爵本人都会被遗忘，消失在一段被过度简化的历史叙事中。但对伦道夫而言，无论敌人还是盟友，无论赢家还是输家，都是当之无愧的勇者，值得被铭刻在回忆中。

怀表中的时针指向六点。天色逐渐昏暗，沃尔默城堡沐浴在夕阳余晖下，就像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公爵本人一样。在过去这四十年中，他失去了太多：战友、盟友以及对手，而现在他连叙述这段回忆的权力也失去了。或许对公爵而言，在得到胜利的荣光后，他所面对的就只有无穷无尽的离别、悼念与孤独。

伦道夫摘下帽子，对城堡施礼，也对那位勇者致以敬意。他衷心地祈愿，自己曾为他那历经星霜与沧桑的灵魂带来一点来自过去的慰藉。

馍评：作者像做了功课，又像没完全做功课：

文中使用了诸多真实存在的历史地理名词，公爵自然就是指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胜拿破仑的那一位。威灵顿公爵在世刚好83岁，但他晚年是逐渐失聪的，应该是不大能正常接受采访的。试想一位老司令，听不清记叙者在说什么，只是一昧地说着自己的东西，而记叙者则挂着微笑写着另一套东西，最后这次会面还传为佳话，可真是件讽刺的事情。

好了，展开完这段联想后大家也就当我也写完了一篇练笔吧（）